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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機制設計理念與運行法則


三種彈性機制的運行方式,略有差異,其中,共同減量與國際排放交易僅適用於附件一國家,清潔發展機制則附件一與非附件一國家合作減量的機制。共同減量係指具承諾減量的附件一國家間,藉由跨國減量設備投資的方法,進行溫室氣體減量計畫,達成減量目標;國際排放交易則是允許附件一國家透過買賣排放權的方式,達到其國家承諾目標;清潔發展機制則是唯一允諾跨越附件一國家與非附件一國家合作之機制,著眼點在於工業國家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技術及財務協助,取得驗證的排放減量信用(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達到全球減量以及避免碳逸漏的目標。因此,彈性機制已成為未來國際因應溫室氣體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的政策工具。由於京都機制具有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的功能,已成為附件 B 國家重要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一,亦是達成其減量承諾的仰賴的政策工具。基於此,本章將分別介紹「共同減量」、「清潔發展機制」及「國際排放交易制度」等三種彈性機制之內容與運行方式,提供讀者掌握京都機制的基本觀念。

貳、京都機制之內容與運行方式
一、京都機制與成本有效性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條有關締約國減量承諾的內容中,第三款的內容指出:締約國應考量以「成本有效」政策措施,因應氣候變遷,並依據不同社會與經濟情況,涵蓋所有經濟部門,進行全面性的因應;以及第五款內容指出:透過國際合作,促進及提升開發中國家永續發展及因應能力,而且不應該成為國家貿易的歧視手段與限制。基於此,<京都議定書>所設計的京都機制,即是滿足「成本有效」政策與措施,以及「國際減量合作」兩項減量承諾基本精神而來。由於污染源間的溫室氣體減量(或防治)成本高低不一,透過減量合作方式,選擇低減量成本之排放源進行減量,可以降低整體減量成本,稱為成本有效性的行為。

二、共同減量
1.  <京都議定書>的條文內容
共同減量(JI)(或稱共同執行活動,Activities Implemented Joint, AIJ)的相關規 定內容列於<京都議定書>第六條,其條文內容如下:
(1) 為履行第三條的承諾目的,附件一所列任締約國可以向任何其他附件一國家轉讓或從它們獲得由任何經濟部門之溫室氣體減量活動;或任何碳匯活動,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量。然而,前述活動,必須符合下列規定與程序:
 (a) 任何此類計畫需經相關締約國批准;
 (b)任何此類計畫需能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能力,且此減量或增加的能力,必須是額外的;
 (c) 締約國如果沒有遵守第五條及第七條規定的意義,則不可以獲得任何「排放減量單位」;
 (d) 排放減量單位(ERUs)的獲得,應是為履行第三條規定的承諾,所採行的 國內輔助行動。
(2) 締約國應在京都議定書生效時,為履行JI,必須制定相關查核與申報指引;
(3) 締約國可授權法律實體參與 JI 計畫所產生的 ERUs 轉讓或獲得的相當活動;
(4) 在 ERUs 認可之前,締約國不得以該獲得的 ERUs 抵減其減量承諾。

2. JI 運行方式
藉由前一節<京都議定書>之相關規定可知,JI 主要運行於附件一國家間的溫室氣體減量合作計畫,由於附件一國家包括工業化國家與經濟轉型國家,因此,JI 的運行是藉由工業化國家將資金與技術,移轉至經濟轉型國家,協助經濟轉型國家(Economies in Transition, EIT)溫室氣體減量,並分享 ERUs。
依據 UNFCCC (2006)的最新報告顯示,合計 157 項 JI試辦計畫中,有 86 個計畫在經濟轉型國家,至於計畫型態,以能源部門為主(占 82%),其中,能源效率占 40%、再生能源占 35%、及燃料轉換占 7%。其餘項目包括造林(占 3%)、逸散氣體回收(占  6%)、重新造林(占  8%)及農業(占  1%),。歐盟是 JI 的最大投資國,合計投資  87  件(其中  75  個計畫在經濟轉型國家),約可減排23,163,226 噸溫室氣體排放量。JI 發展的速度較緩慢,相信與 CDM 的興起有關,由於 JI 與 CDM 的活動性質雷同,因此,本文將以下節 CDM 內容分析為主。

三、清潔發展機制
京都議定書的第五百號清潔發展機制已於 2007 年 2 月 12 日完成登錄,該計畫案是由印度提出,裝置容量為 8.75 MkW 的風力電廠 CDM 計畫,預計該計 畫每年可降低  15,300  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五百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京都議定書僅生效兩年,而且第一年(2005 年)僅有不到一百個案件登錄完成,如今正快速起飛之中,意味著,透過國際溫室氣體減量合作計畫,降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是一個可行方法。且預估至 2012 年約可創造 18 億噸 CERs,相當於加拿大、法國、西班牙及瑞士四個國家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1.  <京都議定書>的條文內容 清潔發展機制的相關規定內容列於<京都議定書>第十二條,其條文內容如下:
(1) 定義清潔發展機制;
(2) 清潔發展機制的目的是協助非附件一國家實施其永續發展,並協助附件一國家履行其於第三條的減量承諾;
(3) 在清潔發展機制之下:
 (a) 非附件一國家將獲得經驗證的排放減量信用;
 (b) 附件一國家可將獲得的 CERs 抵減其減量承諾之一部分;
(4) 清潔發展機制應受到「締約國會議」(Meeting of Parties, MOP)的指導,並由清潔發展執行理事會監督;
(5) 每一項計畫產生的減排量,須經締約國會議指定的經營實體,依據下列各項提出證明;
 (a) 經締約國批准的自願性參與者;
 (b) 具減緩氣候變遷的實際的、可測量的、以及長期效益;
 (c) 減排量必須是額外的;
(6) 應協助清潔發展機計畫驗證所需要的融資;
(7) 應在第一屆締約國會議通過執行方式與程序,以確立計畫審核的獨立性,以及確保計畫的透明性、效率與可靠性;
(8) 應由清潔發展機制所創造的收益中,提撥部分費用於行政管理支出,以及遭受氣候變遷傷害較大締約國的調適費用;
(9) 參與清潔發展機制的單位可包括私有與公有實體;
(10) 自 2000 年起至第一減量承諾期(2012 年)所獲得的 CERs,均可用於附件一國家的減量承諾。

2.  清潔發展機制制度與程序

(1) CDM 制度架構
CDM 的制度架構包括締約國大會/締約國會議(COP/MOP)、CDM 執行理事 會(Executive Board, EB)、專家(Panels)、及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締約國大會是最高權利機構,並授權 CDM 執行理事會執行相關事務,依功能區分若干小組,方法論專家小組(Methodology panel )、造林與再造林工作小組(AR-WG)、小型 CDM 工作小組(Small Scale CDM Working Group, SSC  WG)、小型 CDM 專家小組(SSC  Panel)、及 CDM 認證專家小組(CDM-AP) 等。以下分別說明之:
(a)  締約國大會與執行理事會
締約國大會擁有提供 CDM 計畫指引的權力,執行理事會(EB)具監督 CDM計畫的功能,並對締約國大會負責,其責任包括:認可新的方法論、基線資料、監督計畫與界定範圍(boundary);覆審小型 CDM 計畫定義、流程活動,並對締約國大會提出建議;確保指定經營實體(Designated  Operation  Entity,  DOE)的認證標準,及對 CDM 計畫進行再認證與撤銷認證,並對締約國大會負責,除此之外,EB 尚需提供更完整  CDM  計畫程序給締約國大會,建立與維持  CDM 登錄(registry)的進行。執行理事會成員依據國際妥協,合計 10 位理事會,其中,五個聯合國區域組織各分配一位名額,附件一與非附件一國家,各選兩位代表,最後一席留給開發中小島國家。
(2) CDM 執行程序與類型
(a) CDM 計畫週期與計畫類型
CDM 計畫週期
一個完整的 CDM 計畫週期(Project Cycle),包括建立 CDM 計畫活動、分別向投資國及地主國提出計畫申請、CDM 計畫登錄、CDM 計畫執行監督、查證與驗證 CERs、及 CERs 核發等六項主要工作項目。
CDM 計畫類型
CDM 計畫類型主要區分為排放減量 CDM 計畫,以及造林 CDM 計畫兩大類型,再各別細分為小型與一般型的 CDM 計畫。

參、國際排放交易
排放交易制度(Tradable  Emission  Permit,  TEP)之理論基礎源於Coase定理(1960),主要應用於經濟體系產生外部性(externality)問題時,例如空氣污染等,透過市場機制可達到成本有效性,因此,已成為各國環境與資源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並廣泛運用在各種環境與資源的管理上,包括空氣品質改善、水資源管理及保護、土地使用管理、漁業資源管理、以及 CO2 排放管理等。一般而言,排放交易制度運行涵蓋下列五項重要機制:(1)減量目標與期程的確立機制;(2) 可允許排放總量的配置機制;(3)業者的行為反應機制;(4)排放交易市場機制;(5)行政管理與監測機制(黃宗煌、李堅明,2001)。由於前述各項機制的設計良窳,是影響排放交易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執行成本與減量績效,茲說明各項機制之意義於後。減量目標與期程決定一國減量成本,進而影響一國成為國際排放權市場買方或賣方潛力之依據,由於事關國家權益,往往經由多邊協議產生(例如京都議定書的減量承諾)。排放權分配是以國家總削減量為基礎,其分配量攸關產業發展,進而影響產業的生產、與防治創新活動,其分配的公平性問題,最受到關注的課題。有效率的排放權市場,是激勵廠商創新驅動力,如何避免市場壟斷與進入障礙是關鍵課題。建立有效的管理與監測機制,是決定排放交易制度達成環境目標的關鍵因素,促進廠商誠實申報、交易與登錄誘因,是降低執行成本及有效管理的基礎。

一、<京都議定書>的規定
1.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內容 排放交易相關規定內容列於<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其條文內容如下:
「締約國會議應就排放交易,特別是其查核、報告及責任等,確認之相關原則、方式、規則及指南。為履行第三條的減量承諾目標,附件 B 所列締約國可以參加排放交易。且此交易活動是其國內減量活動的輔助。」
2.  馬拉喀什協定(Marrakesh Accords)
國際排放交易制度的規範直到第七次締約國大會(COP7,2001),制定「馬拉喀 什協定」之後,決定國際排放交易制度的運行規定,有關其運行法則如下:(1) 儲存法則(banking rule):剩餘排放權,可儲存至下一期(在同一承諾期內);(2) 歸還法則(restoration rate rule):無法於承諾期間(2008-2012 年)內,達到減量承諾目標之額度,應於下一次以 1.3 倍補回應減排量,換言之,增加 30%的 減排利息;(3) 承諾期保留法則(commitment period reserve rule):要求締約國必須保留:(1) 至少 90%承諾期核配稟賦量;(2)或最近盤查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100%,不能銷售,並以前述較低者為準;(4) 中止法則(suspension  rule):締約國在承諾期間內,某一期的排放量超過其排放權量(預借下一期排放量),則下一期取消其銷售排放權的權力,直到其遵約為止。

二、排放交易運行方式 由<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的條文規定可知,排放交易僅適用於附件一國家。此外,排放交易的運行是奠立於<京都議定書>第三條的減量承諾上,亦是附件一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管制目標,據此,<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將會核配等量的排放權予附件一國家,稱為核配量 (Assigned  Amount  Units, AAUs)。因此,附件一國家至承諾期(2008-2012 年),其排放量若低於 AAUs,則可將多餘的排放權至市場銷售;反之,如果排放量超過其擁有的 AAUs,可需要至市場購買不足的排放權。然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擔心附件一國家無法達到其京都承諾目標以及超賣其排放權,因此,要求附件一國家必須登錄包括 ERUs  (JI),  CERs(CDM),  AAUs  (ET),及  RMUs  (LULUCF)總量的下限15 ,稱為「承諾期保留」(commitment period reserve),其規定如下:
1.保留 90%分配量(assigned amount)(依據公約 3.7 與 3.8 條規定),主要作為證明該國是否為「淨買者」(net buy)
2.提交最近五年(2008-2012)國家排放清冊,主要作為證明該國是否為「淨賣者」(net sell)。

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規定,ERUs, CERs, AAUs,  及 RMUs 可以在國際排放交易 下,且以 1:1(1 公噸 CO2 當量)的比例移轉(或交換),而任何的移轉均需登錄。有關 ERUs, CERs, AAUs, 及 RMUs之意義說明如下:
1.AAUs (Assigned Amount):在京都議定書第 3.7 及 3.8 條規定下,所獲得的排放權分配量
2.RMUs (Removal Units):在京都議定書第 3.3 及 3.4 條規定下,進行 LULUCF所獲得的減量信用
3.ERUs (Emission Reduction Units):在京都議定書第 16 條下,進行 JI 所獲得的減量信用
4.CERs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在京都議定書第 12 條下,進行 CDM獲得的排放減量信用

由於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即將於 2008 年啟動,因此,統一各國排放交易的明細表單,即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因此,UNFCCC 秘書處於 2007 年 4月2日於波昂 (Bonn) 發佈一份京都議定書之國際碳交易登錄表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ITL),提供工業化國家(附件一國家)參考,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與各國溫室氣體排放登錄資料相連結,並期望與各國減量目標與政策連結,以及作為預測未來碳交易市場需求量的參考。ITL是未來執行國際碳交易,清算買賣雙方排放權的基礎工程,此交易表具有連結國家排放量與交易量的功能。

肆、結語
 
國際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政策方向包括綠色能源科技發展、社會行為改變以及建立經濟誘因制度,其中,京都機制即是屬於經濟誘因制度,透過京都機制創造「碳市場」,以及減碳價值,進而激勵科技創新以及社會行為改變,最終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然而,京都機制必須要有一套嚴謹的監督與查核機制,否則容易淪為欺騙行為,喪失京都機制的公平與效率性。基於此,國際上優先建立部門溫室氣體盤查制度,並擴大至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亦即「國家通訊」(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建立,而達到國際溫室氣體市場清算的目標。本章主要分析京都機制的內容與運行方式,三種彈性機制彼此之間存在其異同點,其中,ET 與 JI 僅適用於附件 B 國家,而 CDM 則是附件 B 與非附件 B 國家間的減量合作計畫;而在減量性質上,JI 與 CDM 均屬計畫基礎,而 ET 則是配額基礎;然而,三種彈性機制均是促進附件 B 國家履行第三條減量承諾目標為最主要目的。台灣雖然不是<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的締約國,無法參與 京都機制,然而,台灣已將排放交易制度制定於溫氣體減量法之中,奠立本土化京都機制的基礎,亦是提升台灣溫室氣體減量能力的重要的市場誘因工具。此外,在推動步驟上,首先建立產業溫室氣體盤查制定,其次推動自願性減量,包括廠內與廠間自願性減量(廣義的 CDM 計畫),最後再進入排放交易,屆時相信可以大幅提高台灣的溫室氣體減量能力與績效。

參考文獻
李堅明、黃宗黃(2001),排放交易、廠商最適投資決策及經濟成長,農業經濟半 年刊,第七期,頁 1-35。
李堅明(2006),近  10  年來溫室氣體減量經驗及相關政策成效之檢討,經建會專 案研究計畫,計畫編號(95)041.216,國立台北大學。
李堅明、曾瓊瑤、李叢禎(2007),清潔發展機制、知識累積與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之研究,都市與計劃,第三十四卷,第一期,頁 39-56。
Godal  O.  and  G.  Klaassen  (2006),  Carbon  Trading  Across  Sources  and  Periods Constrained by the Marrakesh Accords, J.E.E.M. 51, 308-322.

IPCC(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Summary for Policy Maker.
MOE(2005), CDM Manual,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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